子，也承认苏泽是个奇才！

而且港口建设和港口管理，同样也是一个技术活，有时候自己建造码头，似乎还没有租用码头划算。

这么一下来，松江府徐家和太仓王家，甚至南京的几位国公，都成了上海码头的合作伙伴，苏泽几乎是免费让他们靠港，还提供在长江口的护航服务，反倒是将上海这个重要的港口牢牢把握在手里。

不过这些江南豪绅也算不上是全无烦恼，随着工坊的规模扩大，雇工之中也出现了新的对抗力量。

比起农民依赖于土地，对地主的压迫不敢反抗，雇工的反抗频率要高的多，斗争的烈度也要高的多。

最近在江南声名鹊起的雇工领袖孙卫，年后就在江南组织了一次五千人规模的棉纺织雇工停工活动。

孙卫的停工抗议时机非常好，就在福州航运通畅，各家棉纺织工坊开始动工完成订单的时候。

停工潮直接将这些工坊主给打蒙了，孙卫领导各家工坊的雇工代表，和工坊主谈判，要求增加待遇，减少工作时长，增加保护工人安全的劳动保护用品。

最终孙卫的停工活动取得了胜利，整个江南的棉纺织工坊的雇工都涨了薪水，但是工作时间不减少，劳动保护用品也由雇工自备。

但这也是不错的成果了，孙卫在《警示报》上连写了三篇文章，介绍停工活动的合法合理性，涨薪的必要性和斗争经验，《警示报》这三期的销量成了至今为止发行量最高的三期。

这段时间，整个江南文化圈的最大新闻，就是孙卫在《警示报》上这三篇文章，以及工坊主王元庆在《警示报》上的两篇反驳文章。

王元庆和孙卫都是天工书院的同学，从天工书院毕业之后，王元庆继承了家里的棉纺织工坊，并且用水力骡机将自家的工坊做大做强。

王元庆和孙卫是好友，但是两人在立场上日益针锋相对起来，这样的论战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，王元庆虽然也号召工坊主给雇工加薪，提高待遇，但是他是站在儒商道德的角度上讲的，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提倡和建议。

而江南的读书人，在茶馆在酒楼在书院中讨论的，也从风花雪夜逐渐转到了工商道德这个议题上。

其实这也是正常的，自从《天工开物》发行以来，原本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，更是被点燃了一把火。

看过书的地主，都开始尝试兴办工坊，毕竟《天工开物》上那么多的产业，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。

能够读书的人家，大部分也都是薄有家产的，很快这些家族发现，和收租子不同，开办工坊，还真的要有点本事的人来做才行。

在农耕经济时代，地主只需要在家里躺着收租就可以了，要对付的就是自家的佃农，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，家里的儿子只需要安心读书就行了。

可是兴办工坊，经营产业，虽然赚的要比租给佃户种田要多，但是需要管理，需要营销，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。

于是苏州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那些游手好闲的二世祖们，纷纷被家里喊回去，照料家里的产业。

曾经在苏州显赫一时的恶少帮，竟然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被瓦解了。

这些恶少回家去管理工坊，都是自家子弟，当然要更加放心些。

工坊的发展，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，回去管理工坊可要比在街头游荡赚的钱多了，而且还能有手下这么多雇工管理，自然更有成就感。

恶少帮就这样瓦解了，而随着工商业开始发展，讨论的话题自然也开始转到这个方面，孙卫和王元庆的论战，成了整个江南最热门的话题。

不过这些话题，李贽早就已经听苏泽说过很多次了。

现在他和梁汝元，一起在上京的路上。

“柱乾兄，你那个萃和堂，为什么失败了？”

“都是严嵩这老贼害的！”

梁汝元师从王艮，后来回到老家江西永丰，办起了萃和堂。

所谓萃和堂，就是以家族的形式，“身理一族之政，冠婚、丧祭、赋役，一切通其有无。”

后世将萃和堂说成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实验，但其实萃和堂和从古至今的宗族自治，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是一种更强形式的宗族公约自治罢了。

不过现在萃和堂的社会实践已经破产，江西最近闹起了飞龙叛乱，朝廷在江西加税。

而永丰和严嵩的老家分宜同在一府，于是官府在永丰加的税很重，在分宜却免了税。

梁汝元气不过，要带领萃和堂抗税，但是族人却不敢。

有的族人害怕被牵连，退出了萃和堂。

其实在萃和堂实行三年后，就已经因为粮食分配和各种婚丧嫁娶的琐事闹起来多次了，这一次抗税的事情不过是导火索，梁汝元几年的心血就这么没了。

梁汝元对严嵩更加仇恨，这一次他进京师，就是要密谋倒严的。

当然，这事情他没有和李贽说，李贽也当梁汝元是去京师讲学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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